我们很难责怪那些想要逃离危险的人，尤其是在极少有人甘愿奔赴疫区的情况下。但是，这却促使每一位医生重新思考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实际上，历史书中充斥着医生在传染病大爆发时抛弃病人的故事。166年，古希腊著名内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盖伦（Galen）在黑死病流行期间逃往罗马。17世纪伦敦大瘟疫（great plague）时，英国著名医生托马斯•希登汉姆（Thomas Sydenham）逃到安全的乡村。这些传奇式的医者放弃病患的故事绝非个案。部分欧洲城市曾强迫公共疫病医生参与救治病人，但遭到一些人的拒绝。人们无法在“希波克拉底誓言”或其他誓言中找到救治传染病患者的义务，这是美国医药协会（AMA）1846年执行的医疗职业道德标准。
二战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传染病治疗发生了革命性变化。1946年至1970年，各种高效的疫苗、药品和相关设备相继问世，使许多医生过早地宣称人类已经永久地战胜了传染病。人们认为现代医学足以驯服各种传染病，这种认知也使得医生放弃治疗传染病患者被视为极恶不赦。1982年当医务人员不愿治疗艾滋病这种新型致命疾病时，关于医生职责的讨论再次兴起。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明白艾滋病只是通过性行为、血液接触和新生儿等方式传播之后，仍有许多医务工作者不愿接受艾滋病患者。当前，埃博拉肆虐，各种担忧和回避方式重新在医务人员中出现。
如今，医务人员、生物伦理学者及相关人员再次面临这一难题：在现代医学尚未攻克的传染病领域，医务人员如何照料患者？AMA的职业道德标准认为，“即使自身安全、健康和生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危险”，医生也有责任照顾病人。但是，它也承认医生并非“无限资源”，他们需要“平衡当前个别病人的利益与照顾未来病人的能力”。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与为将来更多人的健康努力工作之间的平衡，远非一则道德标准或一批为拯救生命而冲向非洲的理想主义医生所能胜任。
在埃博拉得到控制之后，富裕国家必须着手改善非洲贫困国家糟糕的公共健康环境，包括洁净的饮用水、电力供应和现代化公路等。正像当前在西非看到的那样，这些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使各种传染病任意肆虐，增加了防治的难度。实际上，非洲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埃博拉病毒，还缺少足够的医疗机构，如医院、医生、护士和药品等。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将极大地减少未来爆发传染病的可能性，也会大幅提高全球的健康状况。
